查封濫權毀人名譽與新聞自律

圖／翻攝自FB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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莊嘉宏／作者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

知名導演魏德聖因遭中影董事長郭台強指控欠4500萬，近日資產被法院查封，讓先前因疫情因素導致預算大增，而不得不從電影改為動畫的「台灣三部曲」，拍攝進度是否再次延宕受阻，令人關注。

事實上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報章雜誌上不乏某商業大亨或影視名人遭爆出財務糾紛，住處或辦公處所遭法院查封的新聞，這類新聞往往能夠使讀者議論紛紛，屢見不鮮。除了前述魏德聖導演之外，近期還有媒體業者《獨家報導》董事長張淯遭查封設備、遠東航空因積欠租金大樓遭強制執行拆除，張綱維率眾丟雞蛋抗議等新聞，法院執行查封等公權力，誰通知新聞記者到場，記者有沒有盡查證之責，有沒有濫權傷害人權的疑慮？

「查封」，這個讓人不禁與古裝劇中「抄家滅族」產生聯想的強制執行程序，對普通百姓來說，既陌生又讓人心存敬畏；對於「新聞鼻子」向來十分敏銳的媒體記者來說，更是編寫社會新聞時大做文章的「好」素材。然而，法院進行查封、拍賣等強制執行程序時，記者們一窩蜂地衝往現場採訪、錄影甚至轉播，現場畫面透過鏡頭放送全國，這個模式對被執行的當事人名譽，以及執行時在現場之人的隱私權等，都具有遭受難以回復傷害的可能，因此有必要審慎加以檢視。

新聞強調的閱聽大眾「知的權利」與被報導人的名譽、商譽或隱私權的保護，這當中的權衡，值得細究。從性質來看，強制執行中的保全執行(假扣押、假處分等)，因為是對債務人「將來的履約能力或當前的狀態」進行保全，因此這部分強制執行的特性，除具有緊急性之外，更強調「秘密性」。在這類的案例裡，強制執行進行的過程中，自然就不宜出現記者前往現場採訪。

雖然審判是以「公開審理」為原則，但參與法庭活動的人，例如當事人、證人、關係人或司法人員等，他們的面貌、聲紋及情感活動等內容，都涉及到隱私權或人格權等基本權，司法應該加以保障，因此法律規定，在庭之人禁止自行錄音錄影，同時也要求法院要有錄音錄影設備、審理時必須全程錄影，使法庭活動能被紀錄保存下來。進一步則賦予當事人透過閱卷的方式，有機會取得由法院錄製的錄音錄影電子檔案。

具體規定在法院組織法第90條：「法庭開庭時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予錄音。必要時，得予錄影(第2項)。在庭之人非經審判長許可，不得自行錄音、錄影；未經許可錄音、錄影者，審判長得命其消除該錄音、錄影內容(第3項)」及第90-1條：「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，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，得於開庭翌日起至裁判確定後六個月內，繳納費用聲請法院許可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。」

並且，對於透過閱卷而持有前述錄音錄影檔案內容的人，法院組織法第90-4條第1項更規定：「持有法庭錄音、錄影內容之人，就所取得之錄音、錄影內容，不得散布、公開播送，或為非正當目的之使用」。

也就是說，法庭活動並非新聞媒體擅自以「民眾有知的權利」為由，便可加以僭越、侵害那些參與法庭活動之人的基本權的領域。「知的權利」在名譽、商譽或隱私權的保護面前應該退讓，既然法律已做出說明，媒體在處理這類新聞時，理應自我節制。

在此可能會產生一個疑問：查封現場，算是法庭活動嗎？這個問題須從法院組織法中找答案，在該法的第89條規定：「法庭開庭時，審判長有維持秩序之權」；在第91條中又規定：「有妨害法庭秩序或其他不當行為者，審判長得禁止其進入法庭或命其退出法庭，必要時得命看管至閉庭時(第1項)。前二項之規定，於審判長在法庭外執行職務時準用之(第3項)」，因此，從文義上便可得知，開庭的時候，法官要維持開庭秩序，並且，法官在法庭外執行職務時也有所準用。

因此，查封現場，當然算是法庭活動之一。而在查封時身處現場之人，自然算是參與法庭活動之人，他們的名譽權、商譽權或隱私權等，都需要加以保護。強制執行法第46條更規定：「查封動產，由執行法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為之。於必要時得請有關機關、自治團體、商業團體、工業團體或其他團體，或對於查封物有專門知識經驗之人協助」。

也就是說，法律已經很明白的列舉執行查封程序時可以在場的人有誰，這其中，並不包含記者或媒體…。更何況，法院在進行查封程序時，往往會通知轄區派出所派遣員警到場協助，配備有秘錄器的員警進行全程錄音錄影，名正言順，更無須記者代勞。

因此我們常在電視上看到的，記者們一窩蜂地拍攝知名企業或名人遭查封的現場畫面，合法性其實大有問題，但似乎不曾受到重視…。進一步的思考為，假設某公司董事長個人的債務糾紛所引起的查封，因媒體搶拍畫面或下標題不精準等過失，使該公司莫名其妙受到牽連、商譽受損，似乎並不合理，公司因此蒙塵，對股東們也不公平。

例如前述魏德聖導演名下財產被查封，如果查封的執行地點、標的，包括他放在「果子電影」辦公室內的個人財產，對於當前媒體在現場搶拍的風氣若不加以制止，對個案內情不甚了解的吃瓜群眾（閱聽者），必然產生混淆，誤認為果子電影也身陷債務風暴當中，對該公司的商譽產生重大損害，其實不難想像。這在關係企業中，影響將更為重大，集團中可能只有某間子公司產生債務糾紛，整個集團卻因媒體拍攝之過失而殃及池魚，造成股價下跌的重大損失，不可不慎。

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前述張淯、張綱維的案例，也是法院執行查封時，新聞記者違反新聞自律，有損害當事人人權之虞；加上部分媒體喜好透過讀者爆料搶得獨家，找媒體爆料在台灣漸成風氣，將私事公諸於眾藉此打擊對手、惡意爆料抹黑攻擊他人的案例時有所聞，有必要加以約束歪風。

這種將媒體公器濫用成進行私權鬥爭的工具的誹謗行為，在台灣因為法律賦予媒體有秘密特權（可以拒絕提供消息來源的身分給法院），且媒體「理論上」會盡查證義務，因此在司法實務中，惡意爆料者很難受到法律制裁。

在媒體與爆料者沆瀣一氣的案例中，媒體接受爆料後到底有沒有進行查證，更是只有天曉得。種種原因，也間接打造出握有媒體關係者可以肆無忌憚地進行惡意爆料的天堂。

採訪、搶拍及連線報導，與毀人名譽之間，只有一線之隔，在查封的程序中，法官應及時制止媒體拍攝，媒體則應自律、自我節制。（以上言論不代表《獨家報導》立場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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